云南省宣威市龍場鎮一小學多名女生遭性侵事件經媒體曝光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兒童遭性侵犯事件,這些年來屢有發生。每次案發,都會引來人們對不法之徒的痛罵,也會引發人們的種種反思——性侵未成年人案,暴露的不僅是個別教師等成年人的道德滑坡,也揭示出社會尤其是農村地區對兒童保護的多重尷尬。
性侵兒童案在偏遠農村多發
去年9月,由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公益研究中心發布的《女童保護研究報告》中就明確提出:2012年,縣以上婦聯受理幼女受性侵的投訴達到500多件。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本地農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此外,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期間,媒體報道的兒童性侵害類報道高達45萬篇。
時至今日,農村地區以及偏遠地區仍為性侵兒童事件的高發區。今年5月29日,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兒童安全基金“女童保護”項目在京發布的《2013-2014年兒童安全教育及相關性侵案件情況報告》中再次指出,“過去一年間,兒童性侵案件呈現出四大特征:高頻爆發、受害人群低齡化、農村為案件重災區、熟人犯案高發”。根據上述報告顯示,鄉村地區是性侵兒童案件爆發的重災區。過去一年曝光的192起性侵兒童案件中,至少有106起發生在鄉鎮、農村地區,占總量的55.21%,其中,留守老人性侵兒童案件有16起。
農村為何會成為此類案件的重災區?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監護人,家庭是兒童保護的頭道防線。”北京律師徐瑩對記者說,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不少家長或因工作繁忙,或因長期在外地打工,在孩子的監護上陷入有心無力的尷尬境地,這是校園性侵案在偏遠農村多發、受害者多為留守兒童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到2014年,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小吉場鎮南豐小學教師黎某先后性侵學生10多名,多數為留守兒童。案發后,一些聞訊趕回家鄉的父母悔恨交集。他們說,平日也很想念和擔心孩子,可是為生計所迫,每年農忙或春節時才回家幾天,把孩子帶在身邊上學條件不允許,以至于孩子長期處于父母的監護之外。
“近年發生的此類案件中,許多受性侵兒童的家長皆有類似的苦衷。”記者此前在山東省蒼山縣進行兒童性侵事件采訪時,該縣人民檢察院未檢科科長劉琛介紹說,在農村發生的兒童性侵案件,因受害兒童父母長期外出務工,不法分子得以多次作案,作案時間往往跨度較長,曾有三姐妹在4年時間中,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鄰居男子的性侵行為。
“我們發現,之所以會發生此類性侵留守兒童的案件,主要是因為農村留守兒童監護缺位,女童最容易成為受害群體；其次是熟人作案突出,不法分子與受害女童一般具有親屬、親戚、鄰居、師生等特殊關系；三是不法分子常以食物和玩具為誘餌；四是發案的時間主要集中在夏天,發案的地點主要集中在農村院落,無人居住的小屋、陋室、茅棚等僻靜處；五是由于這類案件發生地點隱蔽,受害人年齡小對情節表述不清,證據單一、不法分子易翻供等原因,導致打擊難度較大。”劉琛總結說。
農村地區亟待性安全教育
“你不是我爸爸,我沒有爸爸,你快走吧。”
8歲的留守女童在見到久未謀面的父親后,說出了這樣的第一句話。
在看似任性的話語背后,掩藏著巨大的不幸——女孩被村里的一個鰥夫性侵。
而得到消息便放下上海的蔬菜生意匆匆回家的父親,見到床上縮成一團的女兒,想靠近抱一下,沒想到卻聽到了女兒“趕他走”的哭喊。
面對女兒的“控訴”,懊悔至極的父親,拿起農藥灌進嘴里。所幸被人發現得早,這名父親被緊急送往醫院搶救過來。
“為了避免這種悲劇再次上演,有關措施以及制度建設勢在必行。”目睹了上述一幕的劉琛向記者表示,公檢法及相關部門需要形成合力,才能預防此類案件的發生。
“對于留守農村女童,政府部門應調動教育、民政、司法等多方力量,著力構建家庭、學校和社會對農村留守女童的‘三位一體’聯動保護機制,最大限度地防止此類案件發生。”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應加快戶籍和教育制度改革,讓農民工子女能在父母工作地入學。同時也要加大宣傳力度,喚醒家長作為第一監護人的意識,使年輕的父母不但要關注孩子的學習、饑飽冷暖,還要關注孩子的情緒、言行等日常變化,確保孩子安全健康成長。”
此外,熊丙奇認為,在農村地區尤其應該加強性安全教育的相關普及宣傳工作。“目前的當務之急就是將有關性的知識在學校教育中普及開來。在國外很早就有這方面的教育,告訴孩子怎么保護自己,這非常重要。”熊丙奇說。
《2013-2014年兒童安全教育及相關性侵案件情況報告》明確指出,“目前,我國義務階段的防性侵教育還止步不前”,“這并非因為地方政府或教育系統工作人員抵制、不贊同兒童安全教育,而是因為缺少自上而下的權威教案和標準,使得地方試圖推進意見落實卻無從著手”。
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兒童安全基金“女童保護”項目發起人之一孫雪梅在農村地區落實性安全教育的過程中則發現,“更大的問題在于,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經專家撰寫、科學論證的全國性防性侵教材教案,這一領域在全國層面仍為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