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父母，只知道阿司匹林可不行，你要明白什么叫麥角胺、氯霉素和乙酰氨基酚，學會用半衰期來計算藥物排出體外的時間，甚至要像金庸筆下的小龍女一樣練習玉女素心劍法，這樣才能準確地把指甲蓋大小的一粒藥劈成8瓣，”一位母親忍不住嘆了口氣說，“不學點兒科醫學知識，根本不放心。”
“一種是緊急發作時緩解癥狀用的，一種是讓孩子長期使用改善體質的。”冀連梅對那位父親解釋說。她指出在藥學的臨床研究中，兒童通常不作為觀察對象。這意味著不僅缺乏專門針對兒童開發的配方藥物，更缺乏對兒童用藥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解釋。據統計，我國每天有數百人死于不良用藥，其中兒童占32%。
“兒童雖然是個小人，但并不是縮小版的成人，兒童用藥要慎之又慎。”從2011年起，冀連梅開始通過微博向公眾普及兒童的安全用藥問題。
“什么，”那位母親大吃一驚，“那中國的孩子怎么辦？”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說法，兒童用藥安全是個全球性問題。數據表明，全世界每年約有900萬5歲以下的兒童死亡，其中許多兒童死于原本可以治愈的病癥。不僅如此，許多兒童使用的藥物對兒童的作用尚無定論，甚至沒有獲得許可對兒童使用。
而來自衛生部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數據顯示，我國兒童用藥不良反應率是12.9%，新生兒高達24.4%，成人只有6.9%。據中國聾兒康復中心統計，我國7歲以下聾兒，超過30%是因藥物過量造成的毒副作用所致。
這其中的首要問題是無藥可用。來自北京首都兒科研究所的數據表明，我國兒童專用藥物劑型同現有藥物劑型的比例高達1:59，90%的藥品沒有適宜兒童的專用劑型。在我國2009年發布實施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兒童藥物數量偏少，尤其是在102種中成藥中，只有1個兒童專用品種。來自北京協和醫院的數據則顯示，以專門治療嬰兒腹瀉的一二線抗生素為例，北京協和共有西藥1300種，兒科專用藥品只有31種。
一位姓翟的兒科醫生依然記得，一位父親為了給5個月的孩子喂藥，先拿著剪刀在藥片上剪出幾個豁口，再找出一只玻璃杯將其壓碎，最后小心翼翼地挑揀出近三分之一的藥量。
他的兒子得了重癥腎病，每天需要兩次服用一種名為“強的松”的特效藥物。對于這個還不到半歲的小寶寶來說，即使是磨成芝麻粒大小的藥片，仍然巨大得難以吞咽。不得已，這位父親把藥片磨碎后，還要將其泡在水里，用奶瓶給孩子喂進去。
“即使如此，劑量仍然不夠準確，”翟醫生很是無奈，“在國外這種藥物有液體的口服劑，可以用針管來抽取適當劑量。”
兒童藥品劑型、種類的缺乏，與兒童藥品研發市場的不景氣脫不開關系。目前，我國很多制藥企業以生產成人藥品為主，多數兒童藥品是由制藥企業附帶進行小批量的生產。以呼吸系統藥物為例，眼下只有上海、沈陽、無錫、溫州等6地的一些醫療機構參與試驗，可兒童呼吸系統疾病種類繁多，藥品更新和淘汰速度又過快，藥品廠難以贏利。
冀連梅回憶起在美國沃爾瑪藥房的工作經歷。美國大部分藥品不但有兒童劑型，還有給兒童輔助用藥的糖漿。這種糖漿包括桔子味、水蜜桃味、草莓味等多種口味，可以讓孩子按自己的喜好挑選。她記得，自己回國后在和睦家醫院工作，一位外國人來買糖漿，卻被告知沒有。
“什么，”那位母親大吃一驚，“那中國的孩子怎么辦？”
把大人的藥減量給孩子吃，是“用孩子做藥物實驗”
由于缺乏兒童藥劑，許多兒科醫生不得不給孩子開一些成人藥物，然后“兒童酌情減半或遵醫囑”。
但這種做法并不正確，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是“用孩子做藥物實驗”。“孩子可不是縮小版的成人，”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兒童藥物標準化研討會的兒內科專家鮑一笑指出，“這正是兒童用藥與成人用藥必須不一樣的一個原因”。
上海瑞金醫院兒科醫生肖園表示，兒童在體格和器官功能各方面都處于不斷發育的時期，中樞神經系統、胃腸道功能、肝腎功能和內分泌系統發育都未健全，其藥動學和藥效學特征與成人的差異更為顯著。
以承擔排毒、解毒功能的肝臟、腎臟為例，新生兒的狀況，就跟6歲的兒童完全不一樣，13～14歲的孩子又是一個模式。在新生兒當中，又可以劃分成兩組，一組是發育成熟后出生的嬰兒，另一組是早產兒。
為此，世界衛生組織將兒童按生理特征劃分為7個階段，并建議不同時期兒童所適合藥物的劑型。但在我國的《國家基本藥物處方集(化學藥品和生物制品)》中，只有個別藥品是根據不同年齡段建議使用不同劑量的，大部分藥品都沒有依照兒童的年齡段進行分類。
在這樣的情況下，家長有時候不得不求助于說明書。但翻翻國內的感冒藥、抗生素等藥品說明書，那張薄薄的小紙片兒上，大多簡單地寫著“兒童在成人監護下使用”、“或遵醫囑”，有的甚至是一句不良反應和禁忌“尚不明確”
“國外的藥品說明書有兩類，一類是用通俗易懂的話給患者看的，一類是用專業的醫學名詞給醫生看的。”冀連梅表示，“許多藥品的說明書，往往真的是"書"厚得像本書。”
“一種是緊急發作時緩解癥狀用的，一種是讓孩子長期使用改善體質的。”冀連梅對那位父親解釋說。她指出在藥學的臨床研究中，兒童通常不作為觀察對象。這意味著不僅缺乏專門針對兒童開發的配方藥物，更缺乏對兒童用藥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解釋。據統計，我國每天有數百人死于不良用藥，其中兒童占32%。
“兒童雖然是個小人，但并不是縮小版的成人，兒童用藥要慎之又慎。”從2011年起，冀連梅開始通過微博向公眾普及兒童的安全用藥問題。
“什么，”那位母親大吃一驚，“那中國的孩子怎么辦？”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說法，兒童用藥安全是個全球性問題。數據表明，全世界每年約有900萬5歲以下的兒童死亡，其中許多兒童死于原本可以治愈的病癥。不僅如此，許多兒童使用的藥物對兒童的作用尚無定論，甚至沒有獲得許可對兒童使用。
而來自衛生部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數據顯示，我國兒童用藥不良反應率是12.9%，新生兒高達24.4%，成人只有6.9%。據中國聾兒康復中心統計，我國7歲以下聾兒，超過30%是因藥物過量造成的毒副作用所致。
這其中的首要問題是無藥可用。來自北京首都兒科研究所的數據表明，我國兒童專用藥物劑型同現有藥物劑型的比例高達1:59，90%的藥品沒有適宜兒童的專用劑型。在我國2009年發布實施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兒童藥物數量偏少，尤其是在102種中成藥中，只有1個兒童專用品種。來自北京協和醫院的數據則顯示，以專門治療嬰兒腹瀉的一二線抗生素為例，北京協和共有西藥1300種，兒科專用藥品只有31種。
一位姓翟的兒科醫生依然記得，一位父親為了給5個月的孩子喂藥，先拿著剪刀在藥片上剪出幾個豁口，再找出一只玻璃杯將其壓碎，最后小心翼翼地挑揀出近三分之一的藥量。
他的兒子得了重癥腎病，每天需要兩次服用一種名為“強的松”的特效藥物。對于這個還不到半歲的小寶寶來說，即使是磨成芝麻粒大小的藥片，仍然巨大得難以吞咽。不得已，這位父親把藥片磨碎后，還要將其泡在水里，用奶瓶給孩子喂進去。
“即使如此，劑量仍然不夠準確，”翟醫生很是無奈，“在國外這種藥物有液體的口服劑，可以用針管來抽取適當劑量。”
兒童藥品劑型、種類的缺乏，與兒童藥品研發市場的不景氣脫不開關系。目前，我國很多制藥企業以生產成人藥品為主，多數兒童藥品是由制藥企業附帶進行小批量的生產。以呼吸系統藥物為例，眼下只有上海、沈陽、無錫、溫州等6地的一些醫療機構參與試驗，可兒童呼吸系統疾病種類繁多，藥品更新和淘汰速度又過快，藥品廠難以贏利。
冀連梅回憶起在美國沃爾瑪藥房的工作經歷。美國大部分藥品不但有兒童劑型，還有給兒童輔助用藥的糖漿。這種糖漿包括桔子味、水蜜桃味、草莓味等多種口味，可以讓孩子按自己的喜好挑選。她記得，自己回國后在和睦家醫院工作，一位外國人來買糖漿，卻被告知沒有。
“什么，”那位母親大吃一驚，“那中國的孩子怎么辦？”
把大人的藥減量給孩子吃，是“用孩子做藥物實驗”
由于缺乏兒童藥劑，許多兒科醫生不得不給孩子開一些成人藥物，然后“兒童酌情減半或遵醫囑”。
但這種做法并不正確，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是“用孩子做藥物實驗”。“孩子可不是縮小版的成人，”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兒童藥物標準化研討會的兒內科專家鮑一笑指出，“這正是兒童用藥與成人用藥必須不一樣的一個原因”。
上海瑞金醫院兒科醫生肖園表示，兒童在體格和器官功能各方面都處于不斷發育的時期，中樞神經系統、胃腸道功能、肝腎功能和內分泌系統發育都未健全，其藥動學和藥效學特征與成人的差異更為顯著。
以承擔排毒、解毒功能的肝臟、腎臟為例，新生兒的狀況，就跟6歲的兒童完全不一樣，13～14歲的孩子又是一個模式。在新生兒當中，又可以劃分成兩組，一組是發育成熟后出生的嬰兒，另一組是早產兒。
為此，世界衛生組織將兒童按生理特征劃分為7個階段，并建議不同時期兒童所適合藥物的劑型。但在我國的《國家基本藥物處方集(化學藥品和生物制品)》中，只有個別藥品是根據不同年齡段建議使用不同劑量的，大部分藥品都沒有依照兒童的年齡段進行分類。
在這樣的情況下，家長有時候不得不求助于說明書。但翻翻國內的感冒藥、抗生素等藥品說明書，那張薄薄的小紙片兒上，大多簡單地寫著“兒童在成人監護下使用”、“或遵醫囑”，有的甚至是一句不良反應和禁忌“尚不明確”
“國外的藥品說明書有兩類，一類是用通俗易懂的話給患者看的，一類是用專業的醫學名詞給醫生看的。”冀連梅表示，“許多藥品的說明書，往往真的是"書"厚得像本書。”